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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記 時間開始了

1. 觀念

對于我們人類來說,有三個問題是普遍而永恒的:是什么、為什么、怎么辦。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,其實都在各自領域試圖回答它們。只不過,并非所有人都能夠回答,或愿意回答。

比如歷史學。

在人文學科(文史哲)當中,歷史學,尤其是考古學,可能最接近于自然科學。持之有故,言之有據,可以說是基本要求。所以,學歷史的,尤其是學古代史和世界史的,要比像我這樣學文學的靠譜,也比一般學哲學的靠譜。沒有證據的話他們不會說,以論帶史更是史家大忌。先入為主,主觀臆斷,結論在前,在史學界都是違反職業道德的。

由此造成的結果,是歷史學家一般更愿意描述“是什么”,而不愿意回答“為什么”,哪怕僅僅是為了避嫌。

這很讓人尊敬,但也遺憾。

沒錯,在尚未掌握大量證據,甚至在尚未接觸史料之前,就先驗地設定一個框架,然后按照某種所謂“范式”去進行撰述,是危險的。歷史不是布料,可以隨便裁剪。歷史學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藥鋪。沒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。把藥材按照一定的順序放進一個個小抽屜里,標明黃芪、黨參、當歸、白術等,則充其量只是數據庫,不是歷史學。

因此,反對“以論帶史”,不能因噎廢食到不要史觀。事實上,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史,也一定同時是她的觀念史。正是觀念,或者說,價值取向,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道路。觀念的更新或堅守,則構成歷史的環節。這些環節就像古埃及的諾姆(部落和部落國家),被尼羅河聯成一串珠鏈。

觀念,就是尼羅河。

構成價值觀發展演變河床的,則是邏輯。

與邏輯相一致的歷史,是“真歷史”。按照真實邏輯來闡述真實歷史,就叫“思辨說史”。這樣一種撰述,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學,骨子里也是哲學的。顯然,這需要史觀,需要史識,需要史膽,甚至需要直覺和靈感。

也許,還需要天賦。

當然,也需要啟迪。

2. 啟迪

啟迪來自方方面面。

與專業的歷史學家不同,我更喜歡琢磨“為什么”。除了天性以外,也多少受好朋友鄧曉芒的影響。曉芒是超一流的哲學家。20世紀80年代初,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學比較,便討論過中西文化的本質區別。也就在那時,曉芒便提出中國文化的內核是“群體意識”,西方文化的內核是“個體意識”,兩種文明也各有兩只翅膀,即文化心理的互補結構。內核的說法是鄧曉芒的創新,互補結構則受到徐復觀、李澤厚和高爾泰等先生的啟發,思想源頭更要追溯到尼采。

這些觀點,后來寫進了我們合著的《黃與藍的交響》一書,現在則成為本卷的思想基石。[1]

不過這絕非“概念先行”。相反,這些結論本身就是研究的結果。而且,以后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,則一再證明它們是成立的。至少,邏輯自洽。

在此基礎上,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,又提出了中華文明的三大精神——人本精神、現實精神和藝術精神。

這是受到湯一介先生的影響。湯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、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。但我認為,禮樂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適。而且,準確的說法,應該是“天人合一歸于人,知行合一踐于行,禮樂合一成于樂”。這樣說,才能完整地表述我們民族的精神。[2]

由此便有了這樣的說法:一個內核(群體意識),兩只翅膀(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),三大精神(人本精神、現實精神、藝術精神)。體系構建起來了。

這是一個文化系統。

系統是一定有邏輯起點的。而且,系統的建立雖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,但其中肯定會有一個決定性的時刻。那么,這個時刻可能在何時,可以稱之為“奠基者”的又是誰呢?

直覺告訴我,是周人。

3. 直覺

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華文明的耶穌基督或穆罕默德,不算創見。學界的主流意見,也大體如此。問題在于,為什么不是夏,不是商,而是周?[3]

也許,因為周原在“兩河之間”。

這是寫中華史第二卷《國家》時發現的。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,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條母親河外,西亞、印度和華夏,都誕生在兩河流域。西亞是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,印度是印度河與恒河,西周文明則發源于涇水和渭水之間。以后發展為中華文明,又在長江與黃河之間,仍然還是“美索不達米亞”。

兩河之間的沖積平原,是農業民族的福地。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,西亞文明隕落了,印度多元多變多種族,很難說有統一的印度文明。只有中華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續至今,雖不免老態龍鐘麻煩不少,卻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。

直覺告訴我,這里面必有文章。

文章就在制度。

與埃及、西亞和印度不同,周人創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、最優秀也最健全的制度——井田、封建、宗法、禮樂。井田是經濟制度,封建是政治制度,宗法是社會制度,禮樂是文化制度。更重要的是,這些制度環環相扣,配套互補,符合中國國情。因此,是穩定的。

這是一個系統工程。

制度工程的背后,是觀念體系。從“君權天授”,到“以人為本”,到“以德治國”,再到“以禮維持秩序,以樂保證和諧”,本身就是一個完整和自洽的系統。周人,確實是“早熟的兒童”;周公,確實是“文化的始祖”。

但,這樣說,要有證據。

4. 證據

就說“以德治國”。

周人重德,有大量的文獻可以證明。 問題是,單靠文獻,不足為憑。比如按照《尚書》的說法,商王盤庚也是講德的。那么,“以德治國”是周人獨有的觀念,或者說,真是從西周開始的嗎?[4]

這可得拿出鐵證來。

辦法是先查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,有沒有“德”字。如果有,再看其含義是不是“道德的德”。

結論很快就有了。甲骨文有德,但詞義是“得到”,也表示“失去”。《古文字詁林》中,沒有殷商時期金文的德。金文的第一個“德”字,見于何尊。何尊是西周青銅器,而且是成王時期的作品,記載了周公營建成周(洛陽)的史實,叫“宅茲中國”。這也是“中國”一詞的最早文字記載。

金文的“德”與“中國”同時出現,豈非“天意”?

實話說,當我一眼發現這秘密時,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。但我不敢造次,立即聯系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部的胡嘉麟老師,請他幫我排雷。

我問:殷商青銅器上有“德”字嗎?

胡老師說,應該沒有。

我又問:何尊上的“德”,是目前發現最早的金文“德”字嗎?

胡老師說,目前是。

我再問:這個“德”,是“道德的德”嗎?

胡老師說,是。因為原文是“恭德裕天”。他還特地提醒我:并非所有金文的“德”,都是“道德的德”。比如德鼎和德方鼎的“德”,就是人名。

我眼睛一亮:靈感來了!

5. 靈感

靈感來自字形之別。

金文的“德”與甲骨文的“德”,有一個明顯的區別,就是甲骨文由“彳”和“目”組成,金文則多出一個“心”。《古文字詁林》收入“德”字甲骨文共二十個,都沒有“心”。金文中,不表示“道德”(比如用作人名)的,也沒有“心”。字形,與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轍。

這就說明,道德之德,即“有心之得”。而且,把“眼中所見”(得到)變成“心中所得”(道德)的,正是周人。事實上,何尊所謂“恭德裕天”,就是“以德配天”思想的體現。這種思想大量見于文獻記載,現在又有青銅器為證。“以德治國”為周人所獨有獨創,已是鐵證如山。

不,“銅”證如山。

后面的推理也瓜熟蒂落,水到渠成。道德的德,既然是跟“天”,跟“中國”聯系在一起的,則“受天命而居中國,居中國者治天下”,豈非就是周人的政治理念?后來,歷代皇帝都自稱“奉天承運”,北京天壇的占地面積遠大于紫禁城,豈非正是周人思想的延續?[5]

周,難道不是中華文明的奠基者?

當然是。

靈光現,百事通。其他,比如商禮為儀,周禮為制,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,天授是倫理性的,以及姬周株式會社等,已無須贅述。反正,中華文明的基石奠定了,時間也開始了。[6]

邏輯成立,證據確鑿,剩下的是細節。

6. 細節

細節很重要。

重要是不言而喻的。這不僅因為細節決定成敗,也因為本中華史追求的敘事方式,是希望能像紀錄片《我們的故事:美國》一樣,做到“大歷史,小人物”,有宏大格局又非宏大敘事。只有這樣,歷史才會是生動鮮活、貼近人性的。

然而做起來卻其實很難。因為所謂“二十四史”,基本上是“帝王家譜”。小人物的故事,上哪兒找去?事實上,本卷提到的那個“愛國賊”南蒯,便已經是能夠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。作為季孫氏大夫的家臣,他根本就沒資格樹碑立傳。能留下姓名已是萬幸,哪里還能指望隨處可見?

看來,也只能依靠直覺和靈感,但更重要的還是要有這個意識。有此意識,便總能在宏大敘事中發現漏網之魚。

其實“愛國賊”南蒯這個人,是我在讀楊寬先生《西周史》時發現的;而第二卷《國家》中古希臘那個“賣香腸的”,則是讀斯塔夫里阿諾斯《全球通史》時發現的。該書只是把《阿里斯托芬》這部諷刺喜劇的片段,作為鏈接附在正文旁邊,我卻認為大有文章可做。通過吉爾伯特·默雷的《古希臘文學史》,我查到了《騎士》公演的時間是在公元前424年,于是很快就在《史記·趙世家》中找到了東周晉國的故事。那個莫名其妙被殺的倒霉鬼,雖然是“君之子”,卻名不見經傳,也是“小人物”呢!

但,一個“賣香腸的”,一個“掉腦袋的”,擱在一起好玩極了。希臘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較,更是意味深長。

實際上西周對于中華文明的意義,是相當于希臘之于西方文明的。只不過借用馬克思的說法,希臘人是“正常的兒童”,我們民族則是“早熟的兒童”。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時代,當然會表現出不同的氣質。

這是下一卷要講的。

[1]該書原名《走出美學的迷惘》,花山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;后更名為《黃與藍的交響》,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,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,第一作者鄧曉芒。

[2]請參看拙撰《論中國文化的精神》,收入《中華文化研究》一書,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。

[3]王國維稱,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,莫劇于殷周之際(《殷周制度論》);楊向奎稱,沒有周公,就沒有禮樂文明和儒家思想,中華文明就會是另一種精神狀態(《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》);陳來稱,今天所謂“中國文化”,其基因和特點有許多都是在西周開始形成的,西周文化和周公思想形塑了中國文化的精神氣質(《古代宗教與倫理》);啟良稱,周公是中華民族的“文化先祖”(《中國文明史》)。

[4]周人重德,文獻中屢見不鮮,如《尚書》之《泰誓》、《康誥》、《酒誥》、《召誥》、《多士》、《君奭》、《立政》,頻繁出現“德”字,《詩經》和《左傳》也有類似觀念。商人講德,見《尚書·盤庚》。但此文系偽造,不足為憑。

[5]明清時期的天壇,東西長1700米,南北寬1600米,總面積272萬平方米。紫禁城南北長961米,東西寬753米,總面積72萬平方米。天壇占地面積大約為紫禁城的四倍。但紫禁城的建筑物比天壇多幾十倍。文獻記載中,長安天壇也是皇宮的四倍。

[6]1949年10月2日,胡風在《人民日報》發表長詩,題目就叫《時間開始了》。至于中華文明真正開始的時間,當在西周。之前,應看作序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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