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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 日本學者對《菊與刀》的評論

《菊與刀》出版后在日本反響很大。1949年4月,《知性》雜志組織五位學者進行座談(鶴見和子、川島武宜、幼方直吉、磯田進、飯塚浩二)。1950年5月,《民族學研究》發表了五位學者的長篇評論(川島武宜、南博、有賀喜左衛門、和辻哲郎、柳田國男)。1951年5月,《展望》雜志又發表了津田左右吉長達20頁的評論。有些學者評價很高(當然也有批評和質疑),以川島武宜①為代表。有些學者則有根本性的質疑或商榷,以和辻哲郎②、津田左右吉③為代表。下面簡介這三位學者評論文章的要點。

川島武宜文章的標題是《評價與批判》④。文章一再指出:此書著者從未到過日本,卻搜集了如此大量平凡而又重要的事實材料,生動地描繪出日本人精神生活和日本文化的全貌,引導出基本的、總體來看又是有決定性意義的各種特征,盡管觀察難免有誤解,分析難免不充分,總的來說,其學識能力“令人嘆服”。他反問:“日本學者對美國寫出過這樣的書嗎?”他認為:這本書“把日本人的丑陋面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,迫使我們進行深刻的反省”。“戰爭期間的日本,使日本人的精神生活、文化、傳統等等,像放在顯微鏡下一樣,無比清晰地呈現出來”。這本書和一些外國人研究日本的書更能刺到“痛處”。“希望所有日本人都閱讀一下這本書”,“與任何其他民族相比,日本人恐怕都更加盲目接受自己的傳統和思維方式,并以之為準來判斷事物。這就是我們所受過的教育。這本書會使我們的反省受到莫大的刺激。”

川島還指出:魯思能夠寫出這樣的書,與美國的政治文化環境分不開。當時日本是美國的敵國,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征服、占領、統治日本。即使如此,美國和那些徒知強迫研究人員像小孩子一樣、以謾罵敵國為能事的國家不同,對戰時的敵國也切實進行科學的、原汁原味的分析。

川島認為:此書第1章是方法論。第3、第5-6、第7、第8、第9、第10、第11、第12各章分論等級制(Hierarchy)、恩、義理、名譽、人情、道德、修養、兒童教育。第2、第4、第13章不太重要。

在方法論方面,川島認為:一般地說,英美兩國社會科學偏重實證,日本則思辨傾向較重、不太重視實證和資料。然而,魯思這本書不僅資料豐富,其優點更在于理論分析。社會學論著往往重視各種現象的量的分析,這本書則重視研究社會結構及其功能、重視文化的整體及其各種內在聯系。川島認為:“這正是文化人類學的方法。”對于研究“異質的、充滿未知數的文化現象”來說,正如魯思所強調的,尤其要采用這種研究方法。川島還認為,日本人研究日本也應當重視這種研究方法,亦即,與“量的分析”相比,要更加重視“質的研究”。

唯其如此,川島贊賞此書首重分析日本文化的基礎——等級制(按:原著是Hierarchy,通譯“等級制”。日譯本譯作“階層制”。川島未采用日譯,用的是Hierarchy)。此書細致分析了支撐等級制的一整套煩瑣的社會規則,并指明:日本的等級制建立在家族制度之上,而最終規定人們行動和思維方式的則是等級制。對這種分析,川島在總體肯定的同時,也指出一些誤解:一,日本人口中占很大比重的佃農、日工、漁民以及城市小市民的家族制度并不那么威嚴。二,說“鄰組”在當時農村已不發揮作用,這與事實不符。鄰保組織一直是“日本極權主義的社會基礎”。三,說日本軍隊內部廢除了“敬語”,以及軍隊不講門第、發揮了平等作用等等也與事實不符。

川島認為:關于“恩”的第5、第6兩章最下工夫、寫得最好。日本的社會結合,本質上是人身依附或統治服從關系,這已是公認的常識。問題在于:這種關系是靠什么樣的規范體系和意識來確立和維持的?對此,以往論述不多。川島認為是靠兩個原理:其一是“恩”的原理,其二是“家”的原理。此書既講了“家”,更抓住“恩”(第5、第6章)和“義理”(第7章),深入論述。對“這種敏銳的分析”,川島認為“不能不表示由衷敬佩”。

對其他各章(關于“人情”、“道德的困境”、“修養”、“兒童學習”等),川島也都加以贊許,認為日本人會“很感興趣”,“足以發人深省”。(例如,日本人從小就被灌輸教育,要求終生拳拳服膺,視之為“最高的道德”、“道德的最高理想”的“誠”,在美國或其他民族心目中竟只是“宗教狂對自身教義的狂熱”!)同時也都指出某些誤解或分析不充分、不確切之處,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
在全書的方法論上,川島在總體肯定的前提下,指出兩個重要缺點:一,缺乏歷史的分析。日本是變化中的日本。明治維新以后,封建性的和市民社會性的、日本式的和西洋式的,往往疊現在一張照片上,相互影響、相互放射。此書著者好幾處提到日本人行為、思考方式或“模式”的“矛盾”,感到難以索解。其實,如果能從歷史方面進行分析,也許就可迎刃而解。二,著者這本書把“日本人”作為一個總體來考察。這是必要的。但不可忽視,日本人中有階層、職業、地區、知識水平等各種具體差異。美國人研究日本,先把日本人看做一個整體,從研究順序來說是必要的,但不能停留在這里。應當進一步深入分析。從當前日本來說,尤其應當重視研究日本內部各種“力”,特別是保守的“力”和要求進行民主主義變革的“力”的“力學關系”。川島說,他曾指盼本尼迪克特夫人親身前來日本,為日本的民主主義革命和重建日本進行研究,但令人遺憾,她已離開人間。

和辻哲郎的評論采取寫信商榷的方式。信是寫給文化人類學者石田英一郎⑤的。發表時的標題是:《對科學價值的疑問》。信中說:他年事已高(按:時年60歲),本無意閱讀此書。石田先生向他推薦此書,說“細節雖有謬誤,總的來說頗有足以促使我等反省的卓見”。但他讀后,感覺此書不像一本學術性著作,希望石田先生告訴他:此書學術價值何在?

他說:他這種感覺不僅在于此書所用資料有不少謬誤或誤解(這雖然也是問題,但對外國人研究日本理應寬容),而是認為:書中所據資料難以做出如此普遍性的結論。著者應該考慮到:別人可以舉出同樣多的資料做出相反的結論。他說:如果把考察、研究的范圍明確限定為“日本軍人的思考方式”或“日本俘虜的思考方式”,也許還有些學術價值。但著者卻說是“日本人的思考方式”或“日本文化的模式”,這就成了以局部概括全體,根據局部事實做出總體結論。

例如,此書開篇寫道:“西方國家所公認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戰爭慣例,對日本人顯然是不存在的”,并以此作為了解“日本人”的人生觀或信念的資料。和辻認為:這里的所謂“日本人”,都應改為“部分日本軍人”。此書所論只是“日本軍人的模式”、“日本國粹軍人的模式”,不能說是“日本文化的模式”。他還說:日本軍人中違犯戰爭慣例者也是少數暴虐不法分子,這類行為也被視為暴虐不法行為。對于這類行為,不論是南京大屠殺或虐待俘虜,軍部都極力隱瞞,不讓國民知道真相。這就證明:大多數日本人,乃至軍部自身,是把這類行為看做違犯戰爭慣例,怕引起國民非難,否則何必隱瞞?至于日本人不敢批判軍部,這是另外的重大問題。不能因此就認為大多數日本人是容許暴虐行為,是共犯者。日俄戰爭中日軍統帥乃木希典對投降的俄軍統帥待之以禮,這件事成為美談,被編入教科書。和辻本人當時是中學生,曾與同學自發地慰問俄軍俘虜。這說明,虐待俘虜是不符合當時日本人的道德觀念的。

又如,不投降主義,他指出:日本歷史上并沒有這種傳統觀念。明治時期軍歌中,士兵們贊美有“智勇兼備之風”的熊谷直實,就是一名降將(先參加討伐、后投降源賴朝)。投降不是好事,日本人這樣看,西洋人也如此。這里的問題是:一部分軍人狂熱鼓吹“不投降主義”、強令部下不準投降,這能否說成“日本人的人生觀”或“日本人的信念”?戰場上寧死不降的亢奮心理是有的,但不能把這類心理夸張地說成“人生觀”或“關乎道義的信念”。武士當中,“即使有把這種心理當做人生觀的武士,也被鄙視為‘豬武士’(魯莽蠻勇的武士)。十幾年來(指日本法西斯統治時期),這類豬武士把持了(當時的歷史)舞臺,即便如此,由此就說這是‘日本文化的模式’,這種獨斷恐怕和豬武士的獨斷也沒有什么不同吧”。

再如,“精神力量戰勝物質力量”這類標語口號,能把這類標語口號看做日本人的特性嗎?查查“滿洲事變”(即1931年“九一八事變”)十幾年前的日本報刊,這類標語是看不到的,反而是“唯物史觀”幾乎占主導地位。這類標語口號是軍部勢力支持青年軍官奪取支配權之后出現的,是“軍部的思考模式”。軍部專制時代,到處流行這類強制性標語口號。武器彈藥不足,就鼓吹精神戰勝物質。糧食、燃料不足,就動員民眾做體操以忍耐饑寒。如果據此就說“日本人”的思考方式,就是認為體操可以代替暖房和糧食,這種說法只能令人愕然。

關于“八紘一宇”、“各得其所”,和辻指出:日本的戰爭領導者用這種標語口號推行侵略主義,這是事實。但大多數日本人并不懂得這類古語,有的校長甚至因為讀錯了“紘”字而受到批評。人們大都把這類標語口號當做軍部的壓力來對待。說這類標語口號是“日本文化模式”的核心、日本“階層制”的體現,這種說法是非常獨斷的。“八紘一宇”,我這樣的人最初也不懂,查了《日本書紀》的注,原意是指日本國內一家,“四海同胞”,與國外毫無關系。“各得其所”,大概出自《論語》中的“雅頌各得其所”,原意無非是各自發揮各自的價值。軍部用這些話作標語口號,推行侵略主義。但不能說“四海同胞”就是侵略主義。這里的問題應該是:為什么這類標語口號能夠如此猖狂流行?日本人為什么不能抑制這些右翼暴亂者?這些右翼暴亂者為什么會使議會軟弱無力,并占領了報道機構?這樣研究才是重要的。

關于“階層制”(指Hierarchy),和辻認為:現代日本保存了很多古代的東西,這就是“日本文化的重層性”。把這些東西作為“封建時代的遺習”來研究,還有些學術價值。但此書反復強調“日本人”“對階層制的信賴”,說日本人“在階層制中安于自己的適當位置”。和辻認為:這種觀念已是遙遠的過去。一百年前出生的他祖父那一代人,確實抱有這種觀念。他父輩一代就很少有人這樣了。他本人這一代,從青少年就矢志追求成功、追求更高的地位。

關于日本的“家”,和辻認為,此書所描繪的那種日本“舊式家庭”,在他接觸以外的各處可能不少,但這類家庭早在明治時代已經被打上“舊式”的烙印。把這種舊式家庭當做“現代日本的家庭”,讓他這個在日本生活了六十年的人只能目瞪口呆。他所接觸到的是,青年們大都按自己的意志選擇職業和婚姻,如果出現矛盾,多半是父母讓步。

關于“義理”、“人情”,石田先生曾希望他給予評論。和辻則認為:這個問題和以上各點密不可分,難以置評。

津田左右吉文章的標題是:《菊與刀之國——關于外國人的日本研究》。他首先對著者的意圖和方法論表示理解。概括地說,此書認為:“日本人在什么場合會如何行動、性格如何表現、心理狀況如何以及成為這些之基礎的道德觀和人生觀等等,都可從日本人的日常生活、生活方式來了解的。”“生活方式、對生活的看法或觀察生活焦點時的聚焦方式,各個民族是不一樣的。”日本人和美國人在這些方面是不一樣的。因此,對日本人,要研究其特性。“同屬某個民族的各個人、各種行動之間具有某些體系性的關系,由此形成某些‘模式’。”津田說:這就是他所理解的,此書作為文化人類學進行研究的“方法論”和“根本的假定”。

津田首先提出的是資料問題。他說:“日本人的生活方式”,雖可“一言概之”,實則“包含各種異質的東西”。全體而言,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幾經變化,明治以后變化之巨更是前所未有。具體而言,今日日本人的生活方式,因地位、職業、教育、知識水平等等,諸多差異,不容忽視。就思想而言,或儒,或佛,或近代西洋各種思想。如此復雜,如何考察?其難度恐難以克服。津田認為:“文化人類學總要求對各式各樣的生活上的現象作出統一的解釋”,這種研究方法用之于歷史不長,例如太平洋諸島未開化民族尚可,用之于研究歷史悠久、高度文明、文化復雜的現代日本,就出現了困難。

津田對此書著者在美國研究日本表示尊重,認為著者的心地是誠實的,對日本這個敵國國民的觀察是力求公平的。書中頗有一些確切的觀察,例如,說日本人不指盼革命、認為所謂“革命”不過是權力更替;說日本的“百姓一揆”(日本農民斗爭)、階級斗爭也不是要求變革制度;說日本的天皇雖然被當做“神”,但實際這種意義不大等等。然而,由于時間短促(集中研究時間不過兩年)、有特殊目的(要完成任務)、有關日本的知識相當缺乏等等,結果做出相當性急的判斷。又由于著者身在彼岸,所用資料局限于英文論著或英譯的日本著作、小說、傳說故事、戰時宣傳的電影。即使直接接觸在美國的日本人,也應當考慮這些人的社會政治地位、知識的性質、思想傾向、記載的真實程度。總之,津田認為:學術著作對于所收集的資料,不能沒有審查和批判。

津田針對此書所論闡述了許多自己的看法。主要集中在天皇和日本的“階層制”(Hierarchy)問題。認為此書:“把天皇置于階層的頂端,這種看法不妥。”“階層制”并不能確切說明江戶時代的身份制,更難以概括明治維新后日本社會各種復雜的社會組織和社會關系。諸如天皇、華族、官僚、軍隊、議會、企業、民眾、知識階層,以及其中的上下級、官階、地位、主仆、師徒、特殊社會的頭領和弟兄等等。認為:“日本的天皇從來就沒有被認為是宗教意義上的神圣存在”,“從來就不是權力把持者,而是作為國家、國民的、精神的統一象征保持其地位、發揮其作用的”,“‘象征’這個詞,過去雖然沒有,卻最能表達天皇地位的本質”等等。

他也認為,把“萬邦各得其所”說成在全世界建立以日本為最高統治的“階層制”秩序,這是軍部勢力在戰時的夸大宣傳。把這種說法看做“日本人的思考方式”是滑稽的。他也否認“日本人眼中沒有戰時慣例”的說法。

他認為,此書把“恩”比做債務是奇怪的。他承認日本人的道德觀確實有缺點,但認為此書說日本人道德的根本只是出自“恥感”和迫于外力、日本人沒有與“惡”作斗爭的觀念等等,恐怕是出自基督教立場。用“荒魂”、“和魂”的古代思想來證明日本人沒有“惡”的觀念,認為現代日本人也具有“四十七士物語”中的思想,都是不妥的。他還認為:此書是在戰時所寫,容易把戰時日本“軍部的行動或宣傳看做是日本人的要求或日本人的思想”,把日本人說成好戰民族。

此書把日本俚諺和日常用語作為資料,津田表示首肯,但也指出其解釋未必都確切。關于“菊與刀”這個書名,津田說:明治以后,“刀”也被作為一種藝術品,此書則仍看做“好戰的象征”;至于“菊”之美,遠不止于此書所描述的栽培技術,尤在于日本人對自然、秋色、菊姿、菊香的深度美感,這也是著者未能體會的。

津田所論,篇幅既長,也比較復雜,僅略示頭緒如上。

近年日本學者對《菊與刀》的研究和評論,已知目錄有:C. 道格拉斯·拉米斯(C. Douglas Lummis)著、加地永都子譯:《內部的外國——〈菊與刀〉再考察》(《內なる外國 菊と刀再考》),時事通信社,1992年第8版(1981年第1版);南博《日本人論—明治から今日まで》,巖波書店,1994年初版、1997年第7版;森貞彥:《〈菊與刀〉再發見》,東京圖書出版會,2002年初版等。⑥

綜觀各種評論,大體可以說:從社會學、文化人類學角度評論者對此書評價很高,從哲學、歷史學角度評論者則有根本性的質疑或困惑。撇開具體問題不說,就根本性質疑而言,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文化人類學這個新興學科的看法問題。實際情況表明:隨著全球代的進展,民族、文化問題日益突出,文化人類學日益發展。《菊與刀》這本書也一直暢銷。在日本,有統計說:這本書的日譯本自1948年出版后至1996年,四十八年間重印超過100次,印數超過230萬冊⑦,如按日本人口平均,四十多人就擁有一冊。在美國,《領袖周刊》有文章把這本書列為領袖必讀的100本名著中的第71本。讀讀《菊與刀》,了解一下日本學者對《菊與刀》的評論,對我們進一步研究日本,乃至提高整個社會科學研究的水平,應該有好處吧。

注釋:

①川島武宜(1909-1992):日本法學者,法律社會學、法律文化學奠基人。著有《日本社會的家族性構成》、《日本人的法意識》、《現代化與法》、《法律社會學講座》等。有《著作集》11卷。

②和辻哲郎(1889-1962):日本著名哲學家、思想史家。京都帝大、東京帝大教授。著有《日本古代文化》、《日本精神史研究》、《原始基督教的文化史意義》、《原始佛教的實踐哲學》、《作為人學的倫理學》、《倫理學》、《日本倫理思想史》、《風土》等。有《全集》20卷。

③津田左右吉(1873-1961):日本著名思想史家、歷史學家。多年師事白鳥庫吉并在其主持的滿鐵“滿鮮史地調查部”研究中國和朝鮮的歷史地理。1939年后在東京帝大、早稻田大學等校任教,主講日本神代史等。1940—1942年以“冒犯皇室尊嚴”被起訴并判處有罪,1944年被免訴。著有《朝鮮歷史地理》(有商務印書館中譯本)、《古代滿鮮關系研究》、《中國道家思想研究》、《儒教的研究》、《古代支那人的宗教思想》、《日本的神道》(商務印書館中譯本即出)、《神代史研究》、《古事記》、《日本書紀研究》、《日本國民思想研究》、《歷史學與歷史教育》等。有《全集》33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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